2017年十一，游伊朗。
1号晚上十点多到达德黑兰的伊玛目科梅尼机场后，我继续在机场苦苦等待从上海飞来的培培。2号的清晨5点，培培终于出现在出境大厅门口，再经历一通换钱、找车、找长途大巴站的折腾，早上7点多，我们坐上了前往伊斯法罕的大巴车。因为稀里糊涂中买的是普通车的车票，跟我们在国内坐的长途巴士并无差异，也并没出现各大游记中描述的发吃的喝的的情形（后来发现VIP车才会发）。
初初的感受是干燥异常，跟新疆差不多。随着太阳升高，窗外日光渐辣，我坐在床边拉上窗帘。沿途风景非常的单调，一路没有绿色，只有粗粝的荒漠和外形突兀的荒山在窗外变换重复，干燥灰暗生命顽强的沙漠植物在同样干燥灰暗的大地上顽强的生长。没有美感，不是真正的沙漠所有的风沙漫卷和天辽地阔，也不是奇特的像外星球的景观，灰头土脸一片，有着明显的人类印记，却又不是适宜人类居住的环境，看得我一阵阵喉头发紧。
我疲倦不堪的倒在座位中，上车前买的两支水很快就消灭一支。不停喝水，还是觉得难以抑制的干，仿佛喝进去的水无法真正进入体内，而身体发肤都以看不见的方式在向外界汩汩的流失水分，喉咙不知不觉痛起来。
经历了六七个小时晃晃悠悠的颠簸，下午到达伊斯法罕后，我们只在伊玛目广场和附近的巴扎闲逛，吃了伊朗很特色的藏红花冰淇淋配细粉丝，计划了一番3号的观光行程，便回旅馆睡觉。
结果我半夜开始发烧。
一向自恃身强体健适应能力强，出门前，备用的药品我只带了正露丸和双飞人，完全没有想到在外几天还有发烧的可能性。培培倒是带了两包必理痛感冒冲剂。于是3号一整天，培培出去转悠，而我就靠着她带来的两包感冒冲剂、双飞人、硬币刮痧大法、大量饮水、埋头睡觉和捂汗的方式，在旅馆浑身发软的休息和降温。我就这么错过了号称半天下的伊斯法罕，甚是遗憾。
4号一早的VIP大巴去设拉子，倒很争气，烧终于退了，除了打喷嚏流鼻涕咳嗽有痰这种非常常规无伤大雅的感冒症状，没有更多的不适。3号白天的时候国内的医生朋友建议我去看医生，出于怕麻烦的心理，再加上对自身免疫力的莫名自信，我并没有打算要去光顾伊朗的医院。
5号是计划了在设拉子包车去粉红清真寺和波斯波利斯。可是一起床，我突然就失声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咳嗽的症状也有加剧。想起之前有一次因为嗓子发炎失声引发咳嗽，结果狂咳了一个多月也停不了，顿时心有余悸，想想还有三天才能回国，恐怕是不能再硬抗了。我遂向培培表示今天观光完我要去看医生。
我跟培培曾经是一个老师教的。尽职尽责的班主任兼英语老师在初中阶段对我们毫不放松的教育令我们在初中层级的沟通基本障碍不大，不过再高级别的可就不好说了，两个人都只能靠蹦单词表述自己内心各种复杂的想法。好在伊朗人民的英语也是体育老师教的，大家那真是将遇良才棋逢对手彼此惺惺相惜。凭借良好的沟通能力，司机小哥很快明白我们的意图：波斯波利斯还是要去的，去完波斯波利斯回来咱再去医院！
于是在我被波斯波利斯历经2500多年的遗址震撼过之后，小哥轻车熟路的将我们带回设拉子某处街道边的一栋小楼。门口有个宽敞的大台阶直通二楼，我们跟着他蹭蹭蹭的上去之后，发现是个眼镜店。嗯？一转头，眼镜店的对面是一个小柜台，几个男人围着排队。木质柜台一米多长，上面还架着一圈玻璃隔板，两者中间留有一巴掌的空隙，倒是很像小时候父母医务室简陋的挂号柜台。小哥帮我排着队，我心不在焉的四处打量，完全不觉得此处是个医院的样子，旁边有个过道，墙壁还是门上似乎是有个医院的十字形标识。
一两分钟后排到，司机小哥伸手，20万。很贵是不是！其实也就人民币不到40 块钱吧。伊朗的钱币在开头的一两天让我和培培极其错乱，每次算账总要伴随着一番对自己智商深深质疑的手忙脚乱。好在这个时候我已经对伊朗的钱币换算驾轻就熟，赶紧递给他钱，他帮我拿了一张单，又带我走进过道中的一个房间。
门一关，我迫不及待的拽下闷得我快要中暑的头巾，完全顾不得医生是个男人，而在这个国家，陌生男女之间是要用头巾设防的（虽然依我看来对好些时髦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形式大于实质）。
司机小哥叽叽咕咕的不知道跟医生说了些什么。秉着一个话痨和怀疑论者的本能，我开始插嘴，用刚刚稍许恢复的声音跟医生描述我的病史。幸好，fever这个词我还没忘，前天这个时间概念我也尚能表达，喉咙痛和说不出话只能靠比划了，反正他看我这样应该猜也能猜得出来吧？至少我的医生朋友跟我说随便哪国医生，人家看看你的症状就知道了，根本不用你跟他说那么多。
样子长得很可靠的波斯大夫拿了一根木棒示意我张嘴，我当然知道他什么意思，张开嘴巴乖乖的啊了一声。简单的观察了一下我的扁桃体之后，他又拿着听诊器在我背上听了两回，示意我深深的吸气、呼气。然后在一张各种波斯文的单子上鬼画符的开始写。
他跟我说了几句什么，我完全听不懂。我一会儿看看医生，一会儿看看培培，一脸茫然。还是培培机灵，提醒我，他是问你有没有什么过敏。我恍然，说NO。
医生开始写处方。我看他一行行的写下来，顿时慌了。我只需要一点消炎药足以支撑到我回国好嘛！谁要你写那么多的！再说我还不知道本地看病什么价钱，出行之前因为偷懒我连保险也没有买！
我手忙脚乱的掏出手机，输入消炎药翻译成英文给他看。他点头，但是似乎也被我困扰了。我跟培培三脚猫的英语一再强调我们很快要回去了，回去再找我们自己的医生看。一顿混乱的言语之中，医生起身出去，带回来一个年龄较大的嬷嬷样的女士，猜测可能是护士长吧。
护士长非常友好的跟我们打招呼，然后用比较流利的英文跟我们叽里呱啦的说了一通。大概大家都不常见到外国人来看病，再加上伊朗人热情的性格，此时诊室气氛堪称友好欢乐祥和。然而，这并没有什么用啊！毕竟我们的英文非常的有限啊！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单词：inject，伴随着她比划的打针的动作。啊！真是如梦初醒。我立即坚决的摇头一边NONONO个不停。护士长和医生大笑起来，护士长这会儿又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算是听懂了，是在确认“你不想打针是吗？”我赶紧说我不要打针，我只要一些药，我现在已经感觉好多了，我只是早上不能说话。
我觉得在伊朗的交流，对我们来说更多的是靠灵感，而非语言。根据语境，根据双方的表情动作，我们一路大差不差的揣测伊朗人在说啥，然后给与对方也能理解的回应，语言只是一项辅助。但是！看病毕竟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好嘛！？
医生继续写，起码也写了六七行才停下，我跟培培在他写的时候一边在用中文说，他开了多少药啊，怎么还在写啊？培培也愁眉苦脸的说是啊，怎么写了那么多。
其实干扰专业人士的工作是件非常没素养的事情，到底人家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呢，可大约是我们这些人在国内的时候太皮实了，也可能是长期滥用抗生素养成的坏习惯，只要不是大毛病，基本自己判断买点什么药，吃完也就好了。
开完药，他和护士长将我们带出去，指着一个方向让司机小哥和培培去拿药，让我等着，拿完药再去找护士长。因为怪无聊的，我也跟着到了拿药的地方，是转出眼镜店向左门口一个独立的小店，里面的玻璃柜从地面直到房顶，似乎洗发水啊卫生巾啊各种日用品都有。我也闹不清到底是个独立的药店还是跟医院有联系的医药室。等了一会儿，柜台召唤小哥，拿出一个小塑料袋来，盛惠13万，也就25块钱左右吧。我心里顿时：“艾玛，才这么点儿钱！”
拿着药我们去过道尽头的房间找护士长。我探头看了一眼，发现里面似乎是个注射室。护士长在门口的柜台，非常耐性的跟我一样样的解释。我拿着小纸头一不苟的记录。包装上都是波斯文，真的忘了，我可没法查字典呀。
药的种类倒是不少，一共五样，但是每样只有一板，并不是整盒。黄色的是24小时一粒，白色的是12小时一粒，这两个没解释，估计是消炎的。橘色的8小时一粒，护士长做个打喷嚏的动作，接着解释，如果你没有“啊啾”，那你就可以不吃了。我点头表示懂了。绿色的是止痛药，护士长双手抱住自己，做了个发抖的动作，我只听懂了一个词“pain”，后面就很好理解了。还有一个小玻璃瓶，她比划着倒一点进杯子，然后加水的动作，然后开始做仰头漱口的动作，再做一个很明显的吐出的动作，跟我强调这个用来漱口，但是不要吞。至此，我表示我完全明白了。护士长又强调一遍，漱口的那个不要吞。培培在旁边嘻嘻笑，旁边看病的伊朗人也投来好奇的目光。护士长非常和蔼的跟我们聊天，问我们是哪儿来的，说她老公是印尼华裔（如果我的连蒙带猜没弄错的话）。瞎聊了几句表示了感谢之后，大家挥手告别。
我们顺利的结束了看病这个小插曲，继续愉快的让司机小哥带着我们奔赴吃dizi的餐厅了。
现在写下这段回忆，并不清晰。看病的过程非常短暂，室内光线灰暗，人员众多，我们各自用自己的语言七嘴八舌的在过程里表达意见。我既没有仔细观察这个小医院诊室的细节，也没有认真关注医生的言行，细节部分，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戴着头巾走进去很热，只记得那个护士长和蔼的笑脸，只记得药只开了很少的几天的分量，以及恍惚中周围伊朗人好奇围观的眼神。但是毕竟作为一段特别的经历，培嘱余作文以记之，就有了这么一段流水账的波斯就医记。